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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小鸭的生涯(五)----学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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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7月21日美国“土星”5号巨型运载火箭推动着“阿波罗”号飞船在月球上登陆。人类的使者--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全人类的目光的注视下,第一次踏上了地球以外的天体-月球。他缓缓地转过身来,用惊刹的目光眺望人类的故乡--太阳系中一个唯一的,蔚蓝色的星球。它像一只巨大的篮球漂浮在茫茫无边的宇宙之中,守望在电视机前的人们欢呼雀跃激动得流出了泪水。

???????  就在全世界人们都在如痴如狂崇尚科学技术,享受科学技术为人类带来的翻天覆地变革的时刻,在我们的东半球,在我们中国却正进行着一场摧枝落蕾的桃李劫,一代花季少年被剥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正在把自己可贵的,属于自己只有一次的青春,无奈地抛洒在荒原和山坳之中;我们的工人老大哥正在工厂里加班加点,用轻金属加工那带有巨大忠字的毛主席像章。

  出生在六十年代以前的人们都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国这段可悲的历史,将3000万的中学生推入一场政治漩涡。这批人如今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他们将如何面对自己荒唐的青春?他们会有哪些悔恨和些感悟?他们是否可以勇敢地向后人讲出所发生的真实事情?

  1966年狂飙席卷中国大地的时候,一代中学生究竟是受骗上当,还是推波助澜?他们是无辜的天使,还是天生的孽障?一切根源归结于无知与愚钝,无论什么原因,他们助推了那场荒唐的运动,成为历史的罪人,当年丑恶的行为已经被牢牢地钉在共和国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已经远离我们而去,改革开放之后,文革中那些“英雄”们对这段黑暗的历史从来都是三戒其口,讳莫如深。

  不知道是否有人注意到,无论教科书还是史料,人们千方百计回避这段历史,总是企图绕过那十年动乱,人为制造出一段时间的真空。这些人为什么如此惧怕那段历史?无非是企图掩盖在那个黑暗年代里自己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就如同小日本对待侵华战争一样猥琐的心态。如今的年轻人心目中,根本不知道共和国还有那么一段丑陋的插曲,人们渐渐已经淡忘了那些往事,今天的愤青们依旧像红卫兵一样如痴如狂地崇拜伟大领袖。作为过来人,有责任,有义务把这段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

  1966年疾风暴雨般的文革高潮过后,政治气候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政治口号越来越向左的方向偏移,从骨子里兴起抵制科学技术,蓄意阻挠经济发展的歪风。谁都不敢提改善物质生活的话题,穿好衣服就是追求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越穷越革命,越没文化越光荣,提倡大老粗当权……记得在批判刘少奇的资料里有这样的内容:王光美下乡参加四清运动,老乡为招待中央领导准备些花生,事后竟成了一大滔天罪状,这在当今连普通百姓都不屑的小食品,也成了追求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吃几粒花生米成了富贵荣华的象征,可以窥探出那个时代人们扭曲的思维该有多么荒唐。

  在荒诞的思想左右下,我们辽源矿务局也发生过数不胜数的荒诞事件。矿务局新上任一位大老粗局长-周福昌,他原本是太信矿三井一名井下的普通工人,身体强壮踏实能干,手里经常拿一把大铁锹,扒煤装车是把好手,连年被评为采掘第一线生产标兵,大家送他一个外号——周大锹。

  那年头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对象,带有与生俱来的原罪,是不可以重用的人群。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被打翻在地,被排斥在红色接班人的队伍之外了。选拔领导干部一定要“根正心红苗壮”越是没文化越是大老粗越好。在这样思想指导下,才有北京掏大粪出身的石传祥;大寨农民出身的陈永贵,大庆工人出身的王进喜……周福昌文化水平不高;勤俭朴实;具备培养塑造典型人物的条件,和当年陈永贵一样,很快被推举到局领导的位置。

  周局长上任后,为了答谢组织上的关怀,总想有点作为。当年也时兴创意,只是内容和现在不同罢了,谁要是能弄出个与众不同的花样来,保准能一鸣惊人鸡犬升天。周福昌智商所限,也想不出太多新意来,那年底恰逢中共九大召开,有一段湖南民歌《挑担茶叶进北京》挺启发人的,周福昌顿时来了灵感,要到北京去献礼,决定挑起一担新鲜的大粪送到人民大会堂去。那时正是学大寨的高潮期,昔阳县的土地贫瘠,需要粪肥滋养庄稼,周局长认为大寨人更需要精神营养,这担大粪代表了我们辽源矿务局几十万工人的心愿,要把它送给大寨人民,用现代人的语言就是“政治作秀”,文革中就是一个作秀比赛场,看谁花点子想得多,看谁更离谱。

  大粪在哪里取呢?既然是辽源矿务局的礼物,就不能走在半路进厕所掏些赝品来替代,一定要采自辽源人身上的“原装正品”才有政治意义。六十年代辽源没有几家冲水厕所,大部分是干毛坑,很容易就能掏到大粪。从矿务局干毛厕掏出的新鲜大粪其臭无比,如果装在木桶中再发酵几个晚上,那个味道就更浓烈了,这使运送大粪进京成了难题。

  平常人不清楚,大粪的质量很有讲究的,底层工人们一日三餐瓜菜代粮,只够维持生命,吃的东西没有多少油水,便出的大粪都是些绿色菜叶子组成的,这样没有肥效的大粪不好当作礼品。矿务局干部们的伙食要比百姓好多了,路过厕所就能闻出这个地段生活水平如何。从矿务局公厕所掏出来的大粪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矿务局机关干部们的肠子里的废弃物五味杂陈,这担味道十足的大粪别说挑上火车厢里,就是走在路上,也足以让旁边的人窒息。

  周局长挑着这担大粪上车时遇到了麻烦,尽管粪担子用报纸严严实实包裹着,还是受到火车上列车员强力阻止,进京队伍在辽源车站与铁路方发生了激烈争吵。列车长害怕受到政治影响,不敢强拦,就把粪担放行了,那节车厢的其他乘客怎么享受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到达北京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北京站不听献礼那一套说辞,首都那么干净的地方怎容得原始肥料上街,工作人员怕污染环境,无论如何不让大粪出站进京,最终还是没能去成大会堂献礼,周局长无奈只好打道回府。

  周回来后继续挖空心思琢磨,大粪太臭不容易接受,怎么办呢?上面提倡反潮流精神,就要敢于做违反常理的事情,时下每一个政治运动都有强烈的暗示作用,一拍脑袋,有拉!何不送一块煤炭进北京!煤炭没有味道,还代表着辽源煤矿的象征,于是他下令太信三井挖出了一块巨大的煤块,不许用炮崩,要保持煤块完整的形态。提升运输部门格外小心,调来专矿车,把亮晶晶的煤块运送到了井上。

  周局长凭着自己身高马大,头带安全帽;身穿崭新的工作服;脚踏锃亮的矿靴,亲自扛着这块巨大的煤块,送到了北京。成功地向大会堂里正在召开的九大会议,献了厚礼。这场政治秀颇受上面领导欣赏,归来时特批他乘坐三叉戟飞机回到长春,辽源市各级领导打起彩旗,夹道欢迎周局长凯旋归来。这段“光彩照人”的历史成了辽源市家喻户晓颂扬的佳话。

  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富裕的生活慢慢成了不敢指染的领域,人们开始用政治口号来替代科学技术,谁能吹牛皮谁才是最革命的英雄,人有万斤胆,地有万斤产!的口号就是在那个背景下催生出来的。在那些荒谬的日子里,是不能随便学习科学知识的,谁掌握的科学知识越多,谁的罪孽就越大,整个世界的黑与白、是与非是完全颠倒的,就和看照相底片一样效果。如果用计算机语言理解,那就是“负逻辑”关系,负逻辑在布尔代数中也叫“非函数”,翻译成白话就是:正的等于负;负的等于正;好的等于坏;坏的等于好;真的等于假;假的等于真……造反派们公然叫嚣:“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不知道是谁在颠倒历史,政客们就是这样把好与坏的标准颠来倒去的,已经找不到可以参照的基准点了。

  政治运动像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地冲过来,什么三名一高、什么白专道路、资本主义尾巴……形形色色的大帽子稍不留意就会扣到你的头上。社会上总有一些投机钻营的政治狂徒趁火打劫, 原本一些好逸恶劳不学无术的无赖,常常用揭发他人的政治表现来为自己捞取资本,借着政治运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凌驾于众人之上红色革命派。

  人们每天都要去背诵那些经文一样的政治词藻, 要像挤牙膏一般地轮番发言,在大庭广众之下去讲那些违心的,枯燥无味的, 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套话和废话。这场政治风暴无孔不入,连农村生产队也逃不过,农民在田里劳作一天不能回家休息,晚上还要集中在生产队大房间里,讲用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所有人必须挨着发言,可怜那些一个大字不识的老人,憋得满头大汗,翻来覆去说一句让大家啼笑皆非的名词: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动作(著作)……老人根本不明白自己发言里“动作”的涵义。

  在虚伪的世界里,没有人敢讲出一句心里的真话,如果哪个人说走了嘴,讲出了《皇帝的新衣》里的真话,等待他的将是灭顶之灾。慢慢地,在我幼稚的心灵中开始厌恶政治,我所见到依靠政治手段发迹的人物,全是些阳奉阴违,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结党营私的小人,在潜意识里形成的“政治”含义就是阴险、虚伪、卑鄙、的代名词。所以我极端厌恶“突出政治”的口号,心中理解的突出政治就是突出卑鄙!突出虚伪!一看到报纸上通篇累度地鼓吹突出政治的狗屁文章,就会感到一阵阵恶心。

  常理下,领导者为了巩固权力,一般对拥护自己的人都是多多益善,这应该是再普通不过的逻辑了。可是在文革十年中,那些当权者们的脑筋不大正常。他们好像老是嫌拥护者太多了一样,拼命在往外踢、往外赶。其实全国人民都拥护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但他们不舒服,非得一阵一阵、一茬一茬地抓坏人、抓异己分子、抓牛鬼蛇神。

 
当年流行的毛主席像章


  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愈演愈烈,丝毫看不到尽头,实在打不起精神跟那些政治狂人去空喊口号,去批斗走资派了。我头脑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幻想,游动着一个信念,在将来的某一天定会有云开日出的时候,我不相信这世界会永远混沌下去,知识还像磁石一样的吸引着我,不希望这一生就这样混迹于狂热政治之中,也不甘心大好青春年华白白虚度下去。


  时间回到65年,文革开始前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独自一人走在北山摩电车道上,路上行人稀少,脑海里还在琢磨着矿石收音机的声音太小,怎么才能把声音放大呢?有一本苏联《少年无线电爱好者》的书上介绍说用一种特殊的矿石施加电压后呈负阻状态,可以放大无线电信号……就在苦苦思索方案时,巧遇了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孙成生。攀谈之中发现孙成生也是个优秀的无线电爱好者,并且水平不同凡响,相同的志趣使我们很快结成了好朋友。


  小无线电爱好者们相遇时总喜欢炫耀自己的作品,慢慢地发现,我学到的东西他几乎全学了,而且有许多的创新作品,兴奋之余赶到了孙成生的家里。孙成生住在八千米草房(地名),他家的房子是私家住宅,房间很宽敞,那是第一次走进他的家门。孙拿出了全部作品让我参观,那精巧的工艺和别具一格的作品让我大吃一惊,是见到的爱好者作品中绝无仅有的。

  最欣赏他手工绕制的电源变压器,那时候我们搞不到专业的矽钢片做铁心,孙成生用马口铁敲打平整后再剪刀剪裁成一字方形,用这些一字形铁皮夹上薄电容器纸拼成非常漂亮的口子型铁心。变压器绕线框是自己用玻璃丝板刻制的,精美绝伦,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再加上他那工整的绕线工艺简直是一个绝好的工艺品。在此之前我已经掌握了电源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并且还能够运用公式进行功率和砸数的计算,就连矿上的八级电工也赶不上我对电源变压器的精通,在当时还真有点沾沾自喜。见到了孙成生之后才感到天外有天自愧不如。


  孙成生还有一项发明对我颇有影响,在紫铜棒上包上云母,用电炉丝在上面缠绕一层,再用自己制造变压器输出的12伏去驱动这个低压电烙铁。这种烙铁加热速度非常快,几秒钟就能熔锡,焊接零件效果好极了。紫铜棒在矿里就能找到,云母片更是多得很,矿山防爆电瓶车里的碱性蓄电池绝缘体就是用云母夹在两极之间的,在矿运输段废品堆里有取之不尽的资源。


  在孙成生的启发下我动手做出了大小好几把低压电洛铁,把那紫铜棒固定在一根木柄上,接通电源后变压器里发出吱吱的响声,烙铁铁头上泛起一丝青烟,空气中散发出怪怪的气味。被加热的洛铁头很快失去了光泽,慢慢变成了深红色,把它戳向松香,哧的一声蹿起一股白烟来,焊锡珠应声融化了。做出的烙铁像一把手枪的样子,使用起来方便极了。

  在此之前我们买不起价格昂贵的电烙铁,焊接电路只能使用火烙铁。我要等妈妈做饭时用炉灶里烧红的煤炭火焰加热烙铁,那个温度非常不好掌握,温度低了融不了焊锡,温度高了会烧死烙铁头,搞不好还会烫伤手指。还有就是那个洛铁头太大了,狭窄的底板申不进去,弄不好还会烫坏周边的导线。

  为了焊好电路,曾经苦练了很久的焊接基本功,很小就掌握了“焊洋铁壶”的技术,那是学习无线电的“副产品”,邻居们的搪瓷盆、洋铁壶、茶缸漏了都要找我来焊补。现在有了这项制造低压电烙铁的技术,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飞跃,再不用苦苦的等待妈妈做饭的炭火了,随时都可以进行高质量的焊接。

  与孙成生结识后开始了我们全新而漫长的求学之路。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新华书店和图书馆, 那里是获得知识的最好地方。到新华书店时大都是站在柜台旁,翻看最新的无线电书籍,常常为了学习几个问题要徒步走上十公里,到市内新华书店一站就是个几小时。我们手中没有硬通货,买不起昂贵的书籍,只好可怜吧吧的在一边学习,知识就是这样一天天积累起来了。

  辽源矿务局和西安矿都有规模不小的图书馆,矿务局子弟都能够办到一本图书借阅证,那是矿工子弟们唯一可以享受的特权,市内工人的子弟则没有这个待遇,有时候也为这个小小的特权感到过骄傲和自豪。在西安矿图书馆有一位和蔼慈祥的管理员叫李志成,大家都习惯叫他李老师,他非常支持孩子们的业余爱好和学习,把最好的书籍留给喜欢钻研技术的好学生们。他像鲁迅当年一样爱惜青年人,他说过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我支持你们读书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如果你们将来成名以后别忘记借给你们书籍的这个“李老师”就行了。如果李志成老师还健在,希望他能读到我的文章。

  苏联作家所著的一本《少年无线电爱好者》改变了那个时期一代学生的一生,将许多痴迷的孩子带入了这个神奇而伟大的领域里,永远也不能忘记少年时期那些启蒙的老师们。

  图书馆的藏书总是没有新华书店里的书来的新,看到新华书店柜台上琳琅满目的无线电书籍,令小无线电爱好者们垂涎三尺,购买书籍成了我们朝思暮想的愿望。矿工家的孩子大都十分贫困,很少有零用钱,口袋里如果拥有一分钱就会感到很自豪而躁动不安,那是因为拥有了可以买到一枚糖果的资本了,如果你拥有5分钱就会感到很富有,5分钱可以办许多事情,可以买到一根冰棍,口袋里的钱如果达到了5角那种感觉就和富翁差不多,足以让你晚上睡不安稳觉了。

  为了买书,孩子们常常采取节衣缩食方法来积攒零用钱,从矿山到市内有十多公里,一路汽车的票价是1角钱,我们很少乘坐汽车,就是为了省下这10分的汽车票资。可是节省下来的资金总是有限的,没有资金来源再节省也是无源之水,在书店里几乎任何一本像样书籍的售价都逼近或超过一元钱。当时对一元钱的感觉好比现在1000元的价值,爸爸每月只有85元的工资,家里八口人,怎忍心开口从家里要钱呢。庆幸的是可以从矿里检回些废铜烂铁,到废品收购站来兑换些资金,这项活动成了孩子们发掘“新经济”的主要来源。
西安矿没有人统一管理废品,报废的设备一般不回收,大部分都丢弃了,每个部门都有自己倾倒废物的固定场地,我慢慢掌握了它们的分布规律,有矿办公室的;有运输区的;有机电厂的;有电话室的;有矿灯房子的;有机电段的;有充填段的;卫生院的……国有物资很充裕,凡是不太好用的东西他们随手就抛弃了。我只要有时间,就会定期去搜索这些地方,在这里除了能捡到废旧金属零件外,还能捡到红蓝墨水、纸张、铅笔、粉笔、电池、本夹子、塑料板、蜡纸、油墨、图钉等等许多办公用品,大部分都是完好可以使用的,有些东西几乎是全新的物品,煤矿上丢弃的物资为我减少了许多开支。

  放学后孩子们都喜欢守在电工作业的电线杆子下面,电工钳子剪下的铜导线一般都不回收了,每当一根铜丝从高高的电线杆子上落下时,孩子们就会蜂拥而上,去争夺那根带着紫铜光泽的铜丝。在废品收购站里,如果收购员不欺骗你,每市斤紫铜可以卖到1.7圆,那可是个不扉的收入。我比其他孩子更幸运些,经常去西安矿机电厂,发现了矿机电厂西北角有个更为秘密倾倒机床铁削的场地,那是苗伯伯上班的地方,但要穿越二道铁丝围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当机电厂成批量检修设备时,那个地方经常能够找到车废了的黄铜棒还有电机烧坏的线圈,一团废线圈有几斤重,那可是高价值的物品,常常能满载而归,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矿上倾倒出来的物质千奇百怪,我们不能全辨识出来是什么东西,有时候也会发生危险。一次我和弟弟捡回一团像棉花一样的雪白纤维,硬邦邦的挺好玩,拿到半路就感到手上,身上发痒,赶紧抛掉了,原来是些玻璃纤维,那些细小的纤维深深刺入了我们的肌肤。还有一次弟弟捡到一个大玻璃瓶,里面装满白色球状颗粒,有点像卫生球,他带回家给我研究。用手抓起弹珠一样大小的白色药球,不一会手指皮肤开始剧烈疼痛,沾水后更加强烈,最后鼓起了水泡,大姐夫来家里发现那是“火碱”也叫烧碱,是矿上电瓶车碱电池里做电解液的苛性钾(氢氧化钾),有强腐蚀性,弄到眼睛里就会失明的。

  我们用积攒起来的零钱购买回了《无线电数学》、《少年电工》、《电工学》、《无线电发射与接受》等书籍和各种电子元件。废寝忘食地钻研着电子学......在诸多的无线电技术中,更偏爱无线电发射技术,当时的技术书籍中很少有这方面的资料,苏联的技术书籍主导了整个中国市场领域。美苏两个阵营对垒,相互封锁,几乎不知道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的名字,当时书中说无线电的发明人是苏联人: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波波夫。对此人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到今天还能流利地背出他一长串的名字。

  小时候养成的习惯,什么事都喜欢刨根问底,电波为什么不用导线就能传递到远方?每天都在琢磨电磁波的辐射原理,脑海里时时浮现那交替震动电磁波在空间上展开的形状,慢慢就完全通晓了电磁波向空间辐射的原理。马可尼电磁波理论已经深入内心,睡梦中都在捉摸电动生磁、磁动生电、右手螺旋定则、左手发电定则、天线与波长,以及各种天线的极化图。

  在我刚上初中一年的时候,已经能够自己动手装配各种收音机了,总是不能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潜意识中一直想制造一台无线电发射机。发射机都是大功率电子管做成的,大概是法律禁止的原故,没有一本书籍介绍无线电发报机原理。还有,家里经济条件限制,也买不起昂贵的电子管,这个梦想一直被束之高阁没法实现。

  为了实现无线电发射梦想,我的第一次无线电发射试验是制造了一台古老的“火花式”发射机。在苏联书籍中火花发射机原理启发下,自己开始动起手来。用电话总机上的直流蜂鸣器拖带升压变压器;用汽车的点火线圈做升压变压器,低压线圈与蜂鸣器线圈并联,脉动的直流脉冲在高压线圈中感应出数万伏高压,击穿空气放电间隙,跳动的高压脉冲在谐振回路中激起衰减振。将高频振荡耦合到天线上,就能发射电磁波。高频线圈用矿石收音机的大线圈改做的,波形应该是与蜂鸣器同频的脉冲调幅波,用挂在我家烟囱上的长天线连在回路上,可以获得很强烈的电磁发射。  

  我们几个小伙伴家里都有电子管收音机,都能够收到那个火花式发射机的电磁波。第一次试机是在八千米(地名),在我家与王景福家之间进行的,两地相隔只有五百米。首先把收音机调到中波高端安静的频段里,摘掉收音机天线,按下电键,就听见火花吱吱作响,收音机里发出响亮的吱吱声,再调整发射机天线回路的可变电容器,使发射信号最强。接下来就可以用我们自己制造的电键开始发报了。

  这个火花发射机信号太强烈了,频谱也太宽,能覆盖整个中波段,正在收听广播的邻居家里,只要一按下电键,那广播声音全被淹没在我的电报声中。就听他们在气恼的谩骂:这收音机是怎么啦?之后无奈地关上了收音机。当时心里紧张得不敢喘大气,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怪异的电报声是从哪里来的,做“坏事”的人总是很心虚,生怕激起民愤,可还是坚持要把我的那份报文拍发完毕。

  我们哪里会发电报啊?滴和嗒分不清,也抄不准,更不懂勤务用语,还要借助我们的电话不断地联系,没有电码本就用四角号码字典代用。从放学就开始发了一句:“你吃饭了没有”,从翻译到发出足足用了二个小时,王景福收到电文已经快半夜了,给我回了一句:“我要睡觉了”。

  制造火花发射机只是为满足我们无线电发射的试验欲望,它不同于制造的电话,根本没有使用价值。试验只做了这一次就马放南山了,它的频谱太宽干扰严重,在整个中波段都能收到,如果与政治挂上沟就完蛋啦!幸亏没有人懂得这玩意,否则准会给你戴上干扰广播电台的大帽子,那可不是开玩笑,弄不好被打成反革命就得人头落地,再说我们都不会发电报,也不会抄收电报,就是追求一个爱好刺激罢了。

  我们的有线电话经过不断地改进,已经做得相当有水平了,音质清晰、功能齐全,它的性能几乎不亚于西安矿当时的供电式电话,成了我们生活学习不可或缺的装备。美中不足的是电话线路经常损坏,因为我们没有资金购买正规的导线架设线路,而是用比头发粗不多少的0?13漆包线代用电话线,每当一场风雨过后,十有八九就要抢修线路了,更可气的是经常遭到人们恶意的毁坏。每当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抓起电话,确认线路是否还处于畅通状态。每次线路遭到人为破坏时我们会气得发疯,一直没有捉到那个可恶的家伙。

  为了保护好脆弱的线路,晚上常常隐蔽在暗处,耐心地守候在外面,企图用公安蹲坑的办法来抓捕这个秘密的破坏者,决心要狠狠教训一下这个可恶的东西。经过几天守候,一直没有动静,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你期待它发生的时候确偏偏遇不到。那个电话网,是耗费了我们多少心血才建立起来的,从来没有中断过,比我们的命根子都重要。是谁?为什么要破坏我们的电话线路?一想起被割断的线路,就如同掏开我们的肝胆一样心痛。

  一天傍晚吃饭时,突然卢家三孩子慌慌张张前来禀报,说后院肖家的二小子正在破坏你们的线路呢!我和弟弟急忙丢下饭碗冲了出去,就见一个小家伙拿着一根带钩的向日葵秸子,正在用力向下钩我们的线路。东北向日葵长得高大粗壮,摘下巨大的圆盘形状果实后,就剩下一根7字型的秸子,秸子长足有2-3米,上面一个大弯钩,举起来刚好能够到我们的线路。看到这个情景,愤怒的火焰立刻迸发出来,那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我这么大人去打一个比自己小许多的孩子怎么下得了手?就在迟疑时,弟弟冲上前去一脚把那家伙踢到在地,紧接着用棒子狠狠朝脑袋打了下去。

  我正要去劝阻弟弟手下留情,可是那棒子已经朝那孩子脑勺狠狠劈了下去。弟弟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出的棒子,那是一根2.5公分的松木方子,锋利棱角朝下重重打在了肖家二小子的头上,脑袋顿时被劈开一道口子,鲜血涌了出来。头上、脸上、衣服上全沾满了鲜血。大人们冲过来阻止了打斗,这场挂彩的武斗惊动了居委会和派出所。啥也别说了,马上送医院缝合、包扎、上药、打针……

  说起来很可笑,肖家的那二小子破坏线路的目只是出于好奇才这样做的,当他把线路搞断后再躲在一旁欣赏我们急急忙忙维修线路的狼狈样子,这一场战斗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促使战争进一步升级。肖家大小子晚上回家看到弟弟被打,冲出来要与我们拼命,我们哥俩那时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哪里肯服输,带着砍刀、红缨枪冲出去迎战,要不是有大人强力拦阻,早就灭了他们全家。从此二家结下了“血海深仇”。

  我哥俩发动的这场复仇战争就如同现在美国攻打伊拉克战争一样下场,不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深陷重围,我们家除了陪付医疗费外,那个线路从此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我们的电话线是沿着住宅房檐架设的,只有三四米高,利用晚上上厕所时,随便用一个竹杆之类的东西,轻轻一捣,很容易弄断0?13毫米直径的漆包线。面对风狂的报复性破坏,怎么也咽不下去这口气,可在现实的面前,那股怒不可遏的火焰还是硬压了回去,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无奈的感觉,冷静下来后能想象到继续扩大战争的后果,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也是第一次学会了妥协和忍让。

  这个世界不是属于某个人的,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学会妥协和折衷才能和谐地生存,在技术领域则是另一吗事,我是决不能轻易妥协的。架在外面的电话线路容易遭受破坏,我们能不能去掉线路通话呢?如果能用无线电磁波传递话音该是多么美妙啊!看他们还怎么来破坏?这个想法一冒出来就不可收拾了,我像疯了一样的转向了无线电话的研究领域,决心要自己装出一台无线电话,以安慰那场“战争”造成的精神创伤。

  在66年已经用直流电子管成功的设计制造出了便携式收音机,在孙成生的影响下也成功的装响了半导体管2级高放2级低放的来复式收音机,就是没有无线电话,做梦都在思念着制造出来一部真正的无线电话来。

  孙成生的家境比较富裕, 他所有的新作品都比我远远超前, 辽源市第一批正品高频晶体管上市时(3AG42H),他妈妈就给他15元钱买回了二只,我眼馋得快要疯了,当孙成生装响六管超外差式收音机时,他把手中的三只电子管(6Z4,,6N2,6P1)连同变压器, 金属底盘全送给了我, 对我来说那是一笔巨额财富, 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我打算用它进行一次空前的调幅波发射试验!

  文革中,经常义务为造反派们维修扩音机,在他们手里轻易要到了几只电子管,我如获至宝地珍藏了起来。67年秋天我的中波调幅波发射机终于问世了,那是用一只6P6P束射四极管做高频功率放大;6N2一半作主振,另一半做低频放大,6P1做音频调制。用手举着自己制造的半导体微型收音机,接收着自己发射的调幅波信号,穿行在灯塔乡的菜地里。让弟弟对着话筒朗读毛泽东选集,那话筒也是自己制造的碳精话筒,接上一节电池用小输入变压器隔离后送到6N2低放,再经6P1放大后调制射频。

  我飞快的在横垄地里向西奔跑,测试场强的衰减程度,弟弟在家中感受不到他自己的朗读声音效果,读那么长的毛著总是精神溜号,时不时的中断了声音。已经跑出去一公里了,没法回去唤醒弟弟的朗读。后来改用沈河牌电子管收音机接收到的中央一台信号,再去调制一个比它高的射频信号,频点大约1400kc左右。采用的是栅极调幅,在小收音机中音质清晰响亮,稍微有些失真,不是内行人听不出来。我一边跑着一边估测着信号的场强,不顾瑟瑟秋风在废寝忘食的试验着。已经穿过了太信四井的铁道继续往西跑,那信号依旧强劲,估计整个矿区都能听到。

  试验成功后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在中波广播段里,这么强的信号要是被人听到了可就糟了,不能再继续试验下去了,如果被有关部门侦听到或者有人举报,那注定会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如果你被打成反革命,可就没命了。那个时代是没有法律的,对反革命专政不需要证据,只要由群众申明罪状,就可以施以拳脚、棍棒,或者直接刀锯加颈,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没有任何法律人士在场,转瞬间即可毁灭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这种肆意践踏法律尊严,倡导灭绝人性的运动,在现在的文明时代和法制国度里是难以想象的。

   我的实验室越来越大,仓房里摆满电子器材,连菜窖里也存满了设备:亲手设计安装的有直流电子管收音机、半导体收音机、交流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扩音器电子管调幅波发射机、有线电报机………我的本领一天天在增加,小规模的业余试验已经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求知欲望,开始瞄准了造反派们手中的广播器材。


文革中人人都要忠于毛主席  

  文革的波澜一浪高过一浪,派性武斗愈演愈烈,由口头辩论演变为打砸抢、开枪杀人,硬是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搞得乌烟瘴气。造反派们都标榜自己是革命的化身,咒骂对方是资产阶级保皇派,曾亲眼见到造反派们刻意制造事端,然后嫁祸于对方,使我对他们的革命性产生了怀疑。各派都有自己信誓旦旦的宣言,细听听好像都有道理,也很难判断他们究竟谁是真理,也没有心思去分辨他们谁是谁非了,制造无线电话的欲望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武斗最激烈的时候可能我是完成“大业”的最好时机,无论如何不要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造反派们最需要的是扩音器材的维护行家,他们一刻也离不开狂热的政治宣传,打砸抢来的扩音器材堆积山。一根电线杆子上能挂到十几个25瓦的号筒式扬声器,抬头看看大楼上的广播喇叭数量,就能判断这个造反派的实力。每天,响亮的播音都在建筑群上空回响

  男:辽源市红卫兵总部二总部局一中革命造反大军广播站。
  女:辽源市红卫兵总部二总部局一中革命造反大军广播站。
  男:现在开始广播。
  女:现在开始广播。
  男: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女: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男:革命方知北京近,
  女:造反倍觉毛主席亲!
  男:革命的同志们,
  女:红卫兵造反派的战友们,
  男:我们下面播出的是——
  女:辽源矿务局一中革命造反大军对辽源公社一小撮分裂主义者无耻行径的愤怒声讨!

  那时我已是远近闻名的无线电专家了,非常受造反派们的欢迎。造反派们并不知道我是为那些无线电器材而来的,他们那里的工具仪表、电子管、变压器、应有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需器材只要写个单子造反派门很快就能搞来,他们也不明白那些器件是不是扩音机上的,可以随心所欲的从事我的无线电发射与接收试验。

  不知道红卫兵造反派们都是从哪里抢来的设备,一次我好奇地跟着造反派的打砸抢队伍外出涉猎,目睹了一场洗劫某学校理化实验室的行动。全副武装队伍坐在解放牌汽车大厢上面,他们都是些高年级的学生,身材高大肌肉发达,一个个带着矿工安全帽,手持一米多长的铁棒子,腰间还别着手榴弹,神勇无比就像加里森敢死队一个模样。打砸抢队伍所到之处没有人敢于阻拦,铁棒子插进大挂锁中间用力一拧,咔吧一声门就被打开了,紧接着大队人马蜂拥而入。

  这次深入到造反派内部,名义上是为造反派维修扩音器,主要还是进行我的无线电技术研究。在一次武斗中,公社派的一个据点遭到红二派的袭击,战斗打响后,电话线先被对方切断,信息阻断致使增援延误,等钢管厂增援汽车赶到时,据点已经被攻陷,那次守城战斗损失惨重。公社派818红卫兵总司令张大海向我提出了一项请求,问能否研制一台无线电报话机?电话线路被切断后可以发出求援信息。这个机会终于等来啦,二话没说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造反派头头很快按我提的清单搞齐了器材,兴奋地一头扎进了试验工作中去。形势紧急,要求在一个多月时间就要完成试制任务。

  为了不受外界打扰,造反派特意在东山二宿舍开设了一个秘密研发据点,二宿舍的领导是公社派,暗地里支持我们的,不会出现安全问题。设备工具全部在夜里运到了这里,还派了一个助手协助我研制,每天关在房间里面秘密工作,定时有人打饭送过来,全天24小时日夜兼程安装调试。

  拆开了二台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取出底盘和变压器。去掉了变频和中放,硬是把二台电子管收音机改造成了超短波无线电话机。没有现成电路供参考,根据无线电基本原理,自己设计的电路,频率选在37兆赫业余频段,调频收发半双工。电子管6N3发射兼超再生接收;6N2低放、6P1调制兼功放、6z4整流,四刀的波段开关用作收发转换,收音机的喇叭兼做发信话筒,收音时做话音杨声。用2?5毫米的粗铜线绕出脱胎空心高频线圈,红灯的双连电容是分成二半的,短波只有130P,恰好与高频线圈匹配。线圈横架在高频瓷座上,外接一根3米长天线。试机在辽源矿区孤儿院和东山二宿舍两地进行, 参加试验的还有张连祥、洪敏、薛希平等人。我兴奋得在两地来回奔跑,成功的喜悦已经冲昏了头脑。

  制造电台的消息传出后,造反派的对立面-煤校红卫兵二总部很快就得到了信息,在初冬的一个寒冷夜晚,我们设在二宿舍的秘密试验据点遭到了辽源煤校红二派暴徒袭击。煤校造反派先在东山孤儿院抓了李双(化名)当“舌头”带路,他由二个大汉在前面架着,用步枪顶在在他后脑勺上,后面紧跟着全副武装人马,在夜幕掩护下向东山进发,就和地雷战里的情景十分相似。

  孤儿院里的学生大部分是局一中的造反派,属于公社派,这些孩子从小没有父母,社会背景都很复杂。辽源民政福利部门办的孤儿院收养了这批孩子,在社会上黑白道的人都交往,个个混得生死不怕,成了局一中造反派的主力。煤校红二派早就视这些人为眼中钉,无线通信试验是在孤儿院进行的,消息很难保密,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了红二派那里,哪里的人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肯定是有对立面观点的人透露了消息。今天这伙暴徒是有备而来,打砸抢把这些人历练成了嗜血成性的恶棍,他们首先洗劫了孤儿院,没有抓到安装电台的人,随手抓了个舌头,用锋利的刺刀抵着李双的脖子,才找到东山来。

???????  实验室前面的窗子与大道相邻,从煤校方向过来必须经过这条路,突袭队伍跑步逼近我们的实验室,听那轰轰脚步声足有30多人。我立刻察觉到情况不妙,武斗打砸抢把所有人都练出了很高的警惕性。此刻刚好张连祥等人出去打饭,在这硕大的实验室里只有我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不能把自己弱点暴露出去,本能地做出反映,立刻地关闭了所有的照明灯电源,轻移脚步走到门前,耳朵紧紧贴在门板上,洞察外面的动静。从马路走过来要绕行很长的路才能到达二宿舍的大门,我还有二分多钟的准备时间,马上逃出房间还来得及,可总是不甘心就这样逃走,没有人知道这里,不太相信会发生意外。

  二宿舍是日本人留下的大型楼房建筑,原本就是单身公寓,日本撤退后改为辽源矿务局机关单身宿舍,拥有四五百张床位。二宿舍建筑质量相当好,木地板结构,红松寸板的门窗非常坚固,门把都是用黄铜做的。红砖墙体也非常结实,实验室窗子早已用砖头封闭,像堡垒一样坚固。造反派们互相袭击对方的广播器材是经常发生的事,每派的势力以广播器材的拥有数量来显示实力的,抢夺广播器材是造反派门的重要任务之一,到达这里的首要任务是做好防范工作。

???????  我这个实验据点是属于高度机密的,没有几个人知道,心中暗自判断,如果真的来这里,就一定是有叛徒告密。此前我也早做了一些防备,门外那个巨大的黄铜把手上事先就通上了1.5千伏的高压电,由室内的一个刀闸开关控制。高压电是用一台500瓦/1500伏干式变压器产生的,人畜接触瞬间就会冒出一股青烟被击毙倒地,威力十分巨大。

  走廊门外果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声音沿着狭长的走廊向这个方向移动,脚步声最后走到实验室门前停下了。此刻预感到不妙,可以准确断定,目标就是朝我来的。接着听到门外叽叽喳喳一阵耳语,然后就听见李双用颤抖的声音喊我的名字:贾柏青开门呐!那声音明显不正常,与电影里抓舌头的情景一样。怎么办?脑子在快速思索着,暂时没敢作声回答。

  李双继续喊我的名字,每一声呼喊都让我心里一震,细心一想,如果我继续不做声,他们一定认为里面无人,就会动手撬门,木板门绝抵不住所他们的大铁棒子。房门如若被砸开,我肯定被他们扎成肉饼。于是壮起胆来高声喝道:“是谁?口令!”哪里有什么口令?分明是在威慑和迷惑对方。“是我,双子……”听那声音更加不对劲,“你来干什么?”故作镇静的问他。“你打开门就知到了!”双子用凄惨的声音说。一听带有暗示的话就全明白了,怎么办?给他们开门等于送死,那是一伙疯狂的暴徒。如果不开,寡不敌众,也绝不是他们的对手。但有一样,他们不知道房间里面的底细,懵他一下也许是上策。
这时我耳贴门板,静静地侦听外面的动静,显然这伙人也在研究对策,搞不清里面情况时很难决断如何处置,就听到门外继续戚戚察察的耳语声,时隔很久,就听见了一个头目下令:“给我撬!”紧接着当啷一声,大铁棒子插进了门拉手中。这一声命令预示着到拼命的时候了,我一刻也没有迟疑,迅速搬动刀闸开关,按下了高压电门,将1500伏高压电送到门外的金属把手上。就在按下电门的一瞬间,听到门外连续几声惨叫和扑咚咚的挣扎声,还听见有人喊“有电!”站在门附近的人,通过插在门把上的铁棒子全被高压电击中了。

  门外一片嘈杂声,还有当啷啷铁棒子落地的声音,估计是有人遭到电击后倒地,趁混乱之际,我又接通了在门外的二个19吋大电铃,那是矿山上野外打点用的电铃,铃声非常响亮,能传到几公里开外。当初进驻二宿舍时,就担心遭到对立面暴徒的袭击,早就准备好二个电铃,分别安装在走廊两头。巨大的铃声响彻了二宿舍,哗哗的铃声在走廊中来回反射,形成一种恐怖气氛,给暴徒心里上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震慑作用。那伙人见势不妙,以为中了埋伏,立刻乱了阵脚急忙下令:撤退!跑步离开了二宿舍。临走时用步枪对着我们的房间,啪啪啪连开三抢,子弹穿过门板打进了房里。

  半小时过后,张连祥等人返回据点,我交待了所遭遇的情况后,大伙感觉情况不好,如果那伙暴徒杀个回马枪,我们就全完了,当即决定丢下设备逃命要紧。临走前在房间里设下了几道“暗器”,连夜撤离了二宿舍。回家后听说第二天晚上,红二组织派出有几百人声势浩大的敢死队,洗劫了那个二宿舍。明着任务是来捉拿放电的“家伙”,实际抢劫了住在二宿舍里上百名的职工。据说劫走了职工们的全部私人生活用品,连香皂盒里的香皂都没放过。比当年鬼子进村扫荡都厉害。他们也不想想我哪能那么傻?还呆在那里束手就擒,早就潜回了家中,从此再也没敢出山。

  说来煤校的几个暴徒也挺聪明,那天晚上全宿舍挨个房间搜查一遍,翻遍了每一张床,就是那个遭到电击的房间连碰都没碰,看来暴徒们不过是假借政治名义,为自己捞取钱财罢了,如果他们要真的打开了那个房间,等着他们的可不是简单的电击了……

   文革后期才知道,红二派得知我们在研制无线电台时,专门组织力量来围剿矿区八一八红卫兵,未想到人没抓着反倒遭到一次高压电击,如果不是那水磨石的地板绝缘好,恐怕早就把撬门的几个小子送到马克思那里了。为了报复那电击的一剑之仇,红卫兵二总部下发通缉令捉拿我,这些人都是辽源煤校的大学生,不是本地人,对辽源人生地不熟,不知道我名字和底细,也不知道家庭住址,算我幸运,逃过了生死一劫。

  为了实现无线电发射梦想,霍出去的几乎是性命的代价,这项试验非但没有给我带来荣耀,恰恰相反,又带来了一场新的灭顶之灾。就在那套无线电话试验成功之日,也是我大难临头之时。文革后期开始秋后算帐,全面整顿文革期间人们的行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下发文件明确指出:用于派性斗争制造无线电发射装置一律按现行反革命论处。文件下达后我已应征入伍,工作组穿梭于部队和地方之间,如何处置这个“小反革命”产生了很大分歧。是部队领导设法巧妙地保护了我,使我未被“引渡”回地方,又逃过一劫。

  在我的档案里赫然写着:文革期间为造反派矿区818红卫兵制造电台,可通话XX公里距离,“此人慎重使用”等字样。从此之后我变成了一个妖魔鬼怪,背上被贴上了一道法效巨大的“镇妖符”(详见文末注释),它扼杀了我一生的政治生命。

  细想起来还算幸运的,就在我完成了无线电报话机的试制工作不久,还接下了试制大功率中波发射台的研制任务,电路设计已完成,所需器材也已到位,用4只FU5大功率束射电子管做丙类功放大;二只866汞气整流管作高压整流;在立式扩音器机柜中安装,中波1500瓦射频输出,企图用于造反派政治宣传,侥幸的是文革已结束,二派红卫兵组织全部解散,此项工程未能实施,如果真的安装起来一台无线广播机,非得脑袋搬家不可。

???????  文革后期,工宣队们清理阶级队伍极端严厉,在辽源矿山凭空捏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 “反共救国军”的冤假案,刑讯逼供屈打成招,使许多无辜的人员惨遭杀害。我是幸运的人,是一身戎装保护下了逃过这场劫难,才未被祸灭九族遭到诛杀。有人为情所伤,有人为财所伤,我是为学知识所伤,这段经历就叫它“学殇”吧。

  老三届作家清秋子在文革回忆录中写道:
  有一句话,叫做“生命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这是真理,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可是,在文革中,这话半句也不顶了。无数的生命被惨烈地夺去,并不是为了抗敌救亡,也不是为了战胜自然,仅仅是视你为“异类”,就要拿走你的生命。老子在《道德经》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在好长时间里,我不大明白什么叫“刍狗”。后来才知道,狗是古时中国人最经常拿来祭祀的牲畜。后来,不拿活狗祭祀了,拿草编的狗来代替。用完了,就丢在大路上,任车马践踏。懂了这个含义,我才觉得老子的伟大,他是真正通晓了这个民族的。

  1949年,从满清末年开始的、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战乱结束了。中国的百姓好不容易过上了没有硝烟的和平生活。但仅仅安稳了才17年,中间还有三年的悲惨灾荒,他们就又如刍狗般被碾来轧去。

  生命,这个世间第一个可宝贵的东西,成为抽象概念的祭品。下面这几个数字请各位留意一下:整个文革期间,据说有770万人死于非命;在北京“红八月”期间,有近10万名“黑五类”被驱逐出城,死亡1772人;冀东冤案中有8400人遭迫害,死2955人;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案致死14000 人;广西等地武斗估计死亡10万多人;于1968年7月份开始整肃的“内人党”冤案中,迫害致死16222人。

???????  这些动辄成千上万的数字中的每一个个位数,不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么?在文革前,我国处于真正的太平盛世,“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不算夸张,劳动与建设,是日常的主题。那时的闲人非常少,万不及一。也就是说,这些生命都是为社会主义出过力的善良人民,那么,有什么必要、什么理由要剥夺他们的生命来达到“纯洁”的目的呢?让人民生活在惊恐之中,让几百万普通人如蚂般地被碾死,难道就是“革命”的最高理想么?就是为底层人民伸张了什么“正义”么?

  这段风烟,这段惨淡的历史,眨眼已快过去近40年了。山河依旧,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已找不到那个时代的一点点影子了。像我这样有耐心翻拣那一页页泪浸过的史册的人,也已不多了,很欣慰这样的历史不会再重复,祝愿我们的祖国真正走向太平盛世。

 镇妖符:迷信里道士用来封杀妖怪的纸贴,用黄表纸上面画有像阿拉伯文一样古怪的图案,据说把它贴在妖怪的后背上,就可以封住妖怪使其不能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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